歐盟碳關稅：會對我國經濟帶來哪些影響？如何看待和應對？

來源：中國環境網

北京時間2月9日，歐洲議會環境、公共衛生和食品安全委員會（ENVI）正式通過了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的協議，確定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又稱“碳關稅”）將從2026年1月正式起征。如何看待歐盟碳關稅？其實施會對我國帶來哪些影響？如何應對？本報記者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研究員王謀。

王謀，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研究員，現任中國社科院生態文明研究所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研究室主任，同時兼任《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卡托維茲專家委員會”委員，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本地化平臺”咨詢委員，《中國城市與環境研究》英文期刊執行主編，中國社科院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秘書長，研究領域包括應對氣候變化政策措施、區域低碳發展戰略、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本地化實施等。2010年起參加中國政府《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談判代表團，負責“應對措施”議題談判，該議題覆蓋“碳關稅”“公正轉型”以及“經濟多樣化轉型發展”等內容。歐盟碳關稅是對全球氣候治理多年來形成的締約方協商一致原則的挑戰，其實質是單邊貿易壁壘。

中國環境報：歐洲議會環境、公共衛生和食品安全委員會日前正式通過了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的協議，確定碳邊境調節機制（又稱“碳關稅”）將從2026年正式起征，如何看待這一協議？

王謀：歐盟碳關稅從發起到規則制定再到未來實施都是歐盟的單方行為，與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等國際法等存在沖突。世貿組織框架下，關于碳關稅一直存在爭議，支持和限制碳關稅實施似乎都能找到一些解釋的空間，碳關稅實施是否違反WTO規則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但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巴黎協定》明確強調了各國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進程中承擔“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歐盟碳關稅方案要求各國承擔完全一致的碳價成本，是對“共區原則”的否認和挑戰。《巴黎協定》下，幾乎所有主要經濟體都提出了減排目標，也就是履行了全球氣候治理的責任和義務，歐盟也是《巴黎協定》締約方之一，一旦達成協定，各方也就是相應接受了其他國家的行動承諾，達成了共識。但在《巴黎協定》之外，歐盟又要單獨實施碳關稅，無疑是對《巴黎協定》多方共識的背離，其碳關稅措施的單邊屬性更是對全球氣候治理多年來形成的締約方協商一致原則的挑戰。其本質是轉移應對氣候變化所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強迫或間接導致發展中國家承擔不合理減排義務，對發展中國家社會經濟發展構成障礙。因此，無論是從維護多邊主義的角度看，還是從維護《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等國際法的角度看，我們都應立場堅定地反對歐盟碳關稅的制定和實施。

中國環境報：一些歐盟國家認為，實施減排政策后，其可能因為歐盟域內征收碳排放稅增加成本，降低國際競爭力，甚至出現產業轉移等負面影響。這是歐盟推行碳關稅最主要的理由。這種觀點，您怎么看待？

王謀：由于實施比較嚴格的環境管制，導致歐盟企業稅負較重，從而降低國際競爭力，甚至導致產業外遷到環境管制較松的國家，出現碳泄漏，這都是發達國家推行碳關稅的主要借口，表面上看似有理，但從發達國家歷史排放責任以及實證研究等多方面綜合分析，這些看似合理的借口，并不能構成歐盟等發達國家實施碳關稅的理由。發達國家通過先期大量溫室氣體排放，已經積累了先進的生產技術、設施、管理方式以及研發資金，其競爭力和全球領導力應該依靠不斷創新技術、改進生產和管理方式，提高生產效率、能源利用效率，從而提升碳生產力，推動全球技術升級，并在全球技術升級的過程中獲得競爭優勢。而不應是故步自封，通過設計貿易措施等政策壁壘，鞏固其競爭力，這種做法不符合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更不符合《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發達國家締約方應當率先應對氣候變化及其不利影響”的約定，使發展中國家承擔了不應有的經濟和社會代價。一些發達國家擔心，在發展中國家尚未推行減排措施的情形下，發達國家實施減排措施將導致其碳密集型行業向外轉移，致使發達國家實施減排政策無法取得實效。應該說，影響產業布局和制造業投資的因素很多，環境管制政策是其中之一，但相比市場規模、需求增長預期以及產業鏈體系、工資水平、土地價格等因素，未必能成為決定性因素。IPCC報告、世界銀行等實證研究也說明，盡管發達國家實施了溫室氣體總量減排相關的政策措施，并沒有充分證據顯示這些政策措施導致全球碳密集型產業格局的大調整，發達國家相關行業因為減緩氣候變化措施，導致競爭力下降而向發展中國家發生轉移。由此可見，發達國家關于推行碳關稅的幾個主要考慮不能構成其實施碳關稅的理由。長期來看，氣候友好型技術的研發與應用，才是既滿足碳排放約束又能保證經濟發展的根本解決途徑，作為資金、技術皆備的發達國家責無旁貸。發達國家應該積極探索綠色低碳創新發展路徑，并將發展經驗外溢到發展中國家，從而推動全球綠色轉型發展。通過推行單邊貿易政策、設置貿易壁壘的方式，對改進發達國家內部資源利用效率和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合作都沒有好處，還有引發貿易戰的潛在風險。雖然目前碳關稅提案只是針對部分行業和出口產品，但如果征稅行業和范圍進一步擴大，或者其他國家紛紛效仿或聯合實施碳關稅，將擴大甚至數倍地增加碳關稅產生的經濟影響。

中國環境報：歐盟碳關稅一旦實施，將對我國帶來哪些經濟影響？

王謀：歐盟是中國第二大商品出口市場, 2021年中國對歐盟的商品出口額占中國商品出口總額的15. 43%，碳關稅實施可能對中國造成顯著影響。我們用目前最新的結合經濟普查資料編制的投入產出表（2018），以及2018年的進出口數據和能源消費數據進行了測算，中國對歐盟出口商品的“直接+間接”碳排放總量為 8059. 370萬噸，其中中國對歐盟出口的碳關稅涉及的行業“直接+間接”碳排放占比為19. 091%，最近幾年的數據變化不大。具體行業方面，中國對歐盟的電力出口為零，因此電力行業不存在對歐盟出口的碳排放。其他行業中，中國對歐盟出口的化學品的“直接+間接”碳排放最多，達到501. 994萬噸，占中國對歐盟出口“直接+間接”碳排放總量的6. 229%，其次是鋼鐵和聚合物，分別為474. 557萬噸、399. 058萬噸，鋁、化肥、水泥等行業較少，分別為159. 652萬噸、2. 780萬噸、0. 551萬噸。如果以70歐元/噸碳即80美元/噸碳作為基本碳價計算，歐盟碳關稅措施將可能對中國征收12. 309億美元的碳關稅。

中國環境報：在過渡期結束以后，征稅范圍可能增加進口產品在其生命周期上游的碳排放即對進口產品的隱含碳排放進行征稅，如果考慮到產品上游的碳排放，我國將會被征收多少碳稅？

王謀：如果考慮行業上游產品的碳排放，2018年中國對歐盟出口的隱含碳排放總量為4.242億噸，占到中國出口隱含碳排放總額的13.32%，其中可能受到CBAM方案影響的隱含碳排放為4618. 507萬噸，占中國對歐盟出口隱含碳排放的10.9%。如果以80美元/噸碳計算，中國可能被歐盟征收36.948億美元的碳關稅。可以看到，如果考慮上游產品碳排放，需要交納的碳稅將是征收范圍只涉及“直接+間接”排放碳關稅的3倍多。

中國環境報：征稅范圍越寬，是否意味著給中國帶來的出口損失越大？

王謀：的確如此。雖然目前碳關稅提案只對我國部分碳密集型行業和產品產生影響，但如果征稅行業和范圍進一步擴大到機械、服裝等領域，或者其他發達國家紛紛效仿或與歐盟形成碳關稅同盟，對我國制造業出口的影響將成倍放大，對部分出口行業直接經濟影響和間接社會影響都將比較明顯。在征收碳關稅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雖然可以通過支付更高額度的關稅實現出口，但實際上可能嚴重影響出口行業的利潤率，導致相關行業、企業國際競爭力的大幅下降，進而導致行業的重大調整，甚至會影響行業的正常和可持續發展。積極關注歐盟碳關稅及其未來發展趨勢，并評估其可能對中國整體及各行業的影響，對其進展做到心中有數。同時，從政治、經濟、技術等層面系統應對。

中國環境報：面對歐盟碳關稅，我國該如何應對？

王謀：首先要積極動態關注并評估影響。歐盟碳關稅是一種單邊措施，這意味著歐盟不需要與其他國家進行磋商就可決定碳關稅方案的所有內容。我們要積極關注，并評估其可能對中國整體及各行業的影響，對其進展做到心中有數。同時，從政治、經濟、技術等層面系統應對。政治層面上，旗幟鮮明反對單邊措施，推動建立多邊協調機制。碳關稅問題是在全球協作應對氣候變化的多邊進程中產生的問題，必然需要在多邊進程中協商解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談判中“應對措施”議題為碳關稅問題多邊協商提供了平臺和機制，中國可據此要求歐盟在聯合國平臺下與其他國家保持對話和溝通，避免采取單邊措施。歐盟推動單邊貿易措施并不得人心，中國可聯合其他國家推動建立多邊協調機制，共同反對歐盟碳關稅單邊措施。經濟層面上。歐盟推進碳關稅單邊措施，其規則必然有利于歐盟，未必考慮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權益，如果中國完全陷入與歐盟辯論、對話具體實施規則，則會陷入歐盟引導的話題設置和對話邏輯。我國可著力研究對等反制計劃，主動引導話題設置，可以考慮跳出氣候治理領域尋找貿易平衡點。此外，在實施國內碳定價機制以平衡碳關稅方面，可加快推進國內碳市場、碳稅等相關碳定價措施的布局和實施，進一步提高國內碳定價機制的實施效率。技術層面上。加強對歐盟碳關稅機制重點要素的研究，包括如何評價各國努力是否對等、如何協調外部機制避免對貿易商品進行雙重征稅、如何評估歐盟出口產品退稅機制、碳關稅機制中產品碳排放核算方法、基準線計算問題等。在必要的時候，可以從碳關稅執行技術層面提出挑戰，阻止或者延緩其實施。同時，將碳關稅與普通貨物和服務貿易關稅、雙邊經貿關系、全球治理的總體格局和需求、全球和國內碳定價機制協同考慮，提出綜合應對方案。